重视祭祀祖先,是中国古代礼仪的显著特点。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探寻。

　　孟春时节万物生发，生机再现，一个国家从上到下也开始复苏。此时于一国而言，最重要的官方活动就是祭祀。虽然久远的夏朝并未留下什么有关祭祀的文字史料，三代甚至更早的一些实物也无法完全再现当年的祭祀，但诸如孔子等人对于三代之礼的叹慰则是确切的。

　　殷商时期的祭祀，是国家举足轻重的大事，不过多数祭祀在举办时间和祭祀对象上还没有定式。当时人们举办的祭祀被称为“禘祭”，这之下又划分为“特祭”与“合祭”。

　　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，“祀，国之大节也，而节，政之所成也，故慎制祀以为国典”的观念依旧是社会的共识。此时人们有了一个祭祀的重点对象——黄帝。

　　为何要祭祀黄帝呢?一言以蔽之便是“黄帝能成命百物，以明民共财”。黄帝曾教人们种植五谷，教人们制作舟和车，为人们撰写医书、音律和历法，能使“万国和”。所以在即将播种，即将开始新生活的春日，人们首先要祭祀的就是黄帝。

　　仲春时节，按照《礼记》的要求应“玄鸟至，至之日，以太牢祀于高禖，天子亲往。”“天子乃鲜羔开冰，先荐寝庙。上丁命乐正习舞、释菜，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;夫亲往视之。”此时也是唐代礼法中所确定的祭祀先代帝王的时节。帝喾、帝尧和帝舜将分别在

　　顿丘、平阳和河东受到唐人的祭祀。武德三年(620)，李渊甚至亲自前往蒲州参与祭祀大禹的活动。

　　而在经历了五代十国之乱后新生的宋代，对祭祀先帝的礼法做了调整，规定“先代帝王， 每三年一享， 以仲春之月， 牲用太牢， 祀官以本州长官， 有故则上佐行事。官造祭器， 送诸陵庙。”

　　待到明成祖朱棣时，为了践行《礼记》所言的 “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”，“择吉日大合乐，乃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”，朱棣特令在南京建立帝王庙，并规定在每年分春秋两次祭祀三皇五帝等。虽然唐宋时京师也有帝王庙，也分春秋两次祭祀，但朱棣还定下了一系列祭祀的礼仪，将这场开一年之好头的重要活动发展地更加规范。

　　这些规范分为十节：斋戒省牲、迎神、初献、亚献、终献、饮福、受胙、彻豆、送神和唱祝望瘗。虽然其因复杂程度让人心生畏戒，但着实是为清代祭祀发展到完备打下了基础。

　　而明人除了创设新的祭祀先代帝王的规范，还开创了将尧舜尊为圣师，另外祭祀圣师的先例。明世宗规定每年分春秋两次，在明经筵开讲之前由皇帝亲自着皮弁，跪拜，行释奠之礼。且祭祀圣师的场合不再是帝王庙，而是开展明经筵的场所，也就是文华殿、永明殿和传心殿等地。

　　至于《隋书》总结的“日南至，于其上以祭天，春又一祭，以祈农事， 谓之二祭，无别天也。”则说的是古代大规模祭祀的又一重点。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，中国人的生活历来都离不开粮食生产。所以一年之初春种将始时，人们对于新的一年的收成就有了新的期待、新的祭祀需求。

　　农事祭祀在周代时就已经是国家重要的祭祀项目。此时已经出现了春郊祈谷、春祈秋报的社稷祭祀;求雨祭祀、丰收祭祀等等。其中在春日举办的最主要的祭祀便是社稷祭祀。

　　古人以为雨水和收成是由上天掌控的，所以要祈求丰收就得在播种之前举行祭祀告慰上天，这便是春郊祈谷。《礼记·月令》载：“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”，“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”。这里的“上帝”便是人们在春郊祈谷之中祭祀的对象。

　　周人举行春郊祈谷的时间主要是一月上旬，当时的地点是在都城南郊的祭坛。所用到的礼器有玉，且是四圭有邸。祭祀要用到的牺牲则为纯赤色的公牛牲，且许备两头。祭祀前，人们得先占卜好祭祀的具体日期、用于祭祀的牛牲是否合适。正式祭祀时，要运用升烟的方式去祭祀，还要杀牛牲和荐血腥，最后行实柴之礼，也就是把牛牲和玉放在火上去焚烧。这套礼仪在后代得到了传承和发展，并在国家祭祀之中依旧占据着重要地位。《宋史》之中甚至还有专门记述祈谷的章节。

　　今天我们虽然不再举行这样的国家祭祀，但我们仍然在春日对新的一年满怀期待。尤其是今年新冠肺炎肆虐，我们更真心期盼接下来的一年人们能够更幸运，国家能够更强健。“昊天有成命”，愿春有春意。